凄风苦雨二十年 (五)——艰难的跋涉

徐珏

学汉走后，我每天回到家里面对着父子俩的遗像，内心的悲凉和痛楚无法排遣。但一想到他们的遗愿未了，我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倍加沉重。在京的难友对我特别关心，我上班的单位离李雪文大姐很近，李大姐和袁先生夫妇常请我去他们家谈心。我与袁先生又是同乡，善解人意的李大姐常做些可口的饭菜，留我与他们共餐。自从认识苏冰娴以后，冰娴更待我如姐妹。

我六十岁生日那年，远在国外的小儿子无法回来，我孤苦伶仃一人，难友们怕我伤感。那一年春节，在丁老师家聚餐时，蒋老师出其不意地拿出他亲自购置的生日蛋糕，当众宣布：今天我们大家为徐珏过生日，他回过头来问我：“高兴吗？”我被难友们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含着眼泪连连点头说：“高兴！高兴！”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，这份惊喜中包含着多少辛酸啊！

对于难友们的这份关爱，我惟有把这个难属群体当作自己的家，更多地为这个家付出自己的心血。从此，只要我没有到外地出差，就会参加在京难属的所有活动。然而，在当今的中国大陆，要坚持抗争，向政府当局讨回公道，就会面临更为严酷的高压与苦难。从一九九五年我丈夫逝世后，我与其他天安门母亲一路走来，共同经历着凄苦的风风雨雨。

从一九九五年开始，我们难属群体经历了一个发展、壮大阶段。这一年，是难属群体第一次给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，签名者共有27人。到了一九九六，九七、九八年，就发展到56人……。1999年是“六四”大屠杀十周年，我们在控告李鹏的起诉书上签名者已经有108人。

我们在十周年举行集体祭奠的时候，北京市国家安全部门派了很多便衣警察来监视，但我们有21位难属参加了仪式。为了控告李鹏，我们有27位难属写了证词，37位难属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“目击者说”栏目的采访。这一年是难属见证屠杀，寻求正义的一年。就在这一年，丁子霖无法忘怀吴学汉，她根据我写的证词，写成了回忆吴学汉的文章：《往事追忆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开头有这么一段话：

“1989年6月3日晚，一位热血青年在木樨地饮弹身亡；几年后，这位青年的父亲为死去的儿子写了一篇《往事追忆》；过了不久，这位父亲也随他儿子离开了人世。现在，我们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世纪，那好像发生在昨天的一切正渐渐远去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往事……。”

这篇文章描写了难属们心目中向望的吴学汉，一位值得尊敬、认准目标、永不放弃，即使死了也毫无悔意的硬汉子。

“六四”十周年以后，我们又发生了很多事情。2000年，路易斯·斯诺夫人来华访问丁子霖受阻，2001年，苏冰娴不幸逝世，2002年，海内外推举天安门母亲竞争诺贝尔和平奖，2004年当局制造“文化衫”事件，抓捕丁子霖、张先玲、黄金平三位难友，2005年，中国一代伟人赵紫阳逝世，到2007年，我们在木樨地第一次举行路祭……。 而在这些年里最令我难忘的事情，就是拜祭紫阳和木樨地路祭了。

一九八九年之前，赵紫阳主政四川到主政全国，致力于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，他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态度保护民间反腐败、促政改的政治热情，他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，以对话和协商和平方式解决官民冲突。尤其是在学运期间，他敢于与邓小平不保持一致，反对军队戒严和动武，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不认错的总书记，以致被一直软禁到死。他的遽然离世，在我们天安门母亲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。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，便下定决心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险阻，我都要去回京向这位伟人告别。

2005年1月25日，当我匆匆从外地赶回北京，放下行李就去丁老师家了解情况。不料，看到丁家单元门口有5-6个身穿便衣的人守在那里。没等我推门进去，那些便衣就发疯似的把我往外推，不让我上楼去见丁、蒋。我死死推开他们，在门铃前对蒋老师说：“他们不让我上去！”丁老师立即回应：“我马上下来。”两个女便衣立即一边一个，架起我的胳膊就往外拖。我火了：“不让我上去，又不让丁老师下来，这是哪里的命令？”这样一推一拉，僵持了几分钟，终于丁老师下来了。她对便衣说：“太不象话了！不让我们见面，连人身自由都剥夺了！”然后丁老师告诉我：赵紫阳先生去世后，我们天安门母亲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悼文。意思是让我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。我随即离开了丁家。

1月26日，我身穿素服，忍住了心头的悲痛，来到赵紫阳先生的家。他家四周有很多便衣，门口一位小伙子问我是谁？我说：“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……。”他带我进了灵堂。我站在鲜花丛中的巨幅画像前，心潮膨湃，沉思默念，想了很多很多，眼泪禁不住往下淌。我恭恭敬敬地向赵总理深深三鞠躬。然后，我在签名簿上写上：丁子霖、蒋培坤、徐珏、尤维洁、周淑庄、尹敏等六四难属的名字。赵总理的儿子、儿媳等接待了我，我说：本来有丁子霖等难友前来祭奠，受到便衣阻拦，我就代表他们来了。赵的家人很受感动，拿出赵紫阳先生生前照片送给了我两张。

1月27日晚上，我接到电话，通知我立即去金台饭店8号楼领取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证件。当我准备出门时又来电话，告知我今晚不要去取了，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对方说：“治丧委员会搞错了，有个同名同姓的徐珏已把证件取走了。”我感到很蹊跷，就说：“你可再出一份呗！”对方又说：“反正今晚你别来取了。”我又问什么时候来取，他说你等通知。我心里想，他们准是要搞什么名堂。于是，我立即坐出租车赶到目的地，查了名单，根本不存在同名同姓的“徐珏”。我立即取到了仪式的“讣告”和车证，坐车回到自己家里。但没有想到，警察已经坐在亮着灯的警车里了，并且把车横在楼门口。

1月28日全天，便衣警察不准我出门，连买菜、倒垃圾都不许，要坐他们的警车才能外出。1月29日，吃过早饭，我把证件藏在大衣内层的口袋里，准备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赵紫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。这时，田村派出所的所长来到我家里，要和我谈谈。我刚一开门，警察蜂涌似地冲上来堵住我家门不让我外出。我想说服他们，便从容地给他们讲赵紫阳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贡献。今天我去赵紫阳遗体告别会，只是心怀崇敬地鞠三个躬，别无他意。我再三要求去，他们就是不让去。他们极力拖延时间，时间9点30分了，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，流着眼泪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……。

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暗暗下定决心，今年不让我去，那么，今后每年先生的忌日，我都会去他家拜祭，以了却我一番心意。在紫阳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时候，我终于同丁子霖、蒋培坤一起，要了一辆车，悄悄地去了赵家。当我向紫阳先生的遗像默哀的时候，眼框里噙满了泪水。

2008年1月17日，是紫阳逝世三周年。这一天大清早，我门前的警察又开始了监视活动。8点，我准备好一切，快速走出家门，这批警察发现了我，开着警车追赶我。当警车贴近我的时候，我急速转过头望公共汽车站走去，但是快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他们又堵截我前行。他们说你不要去悼念赵紫阳。我说：“我一定要去，这是我的权利！”很快56路汽车来了，他们没有拉住我的胳膊，两个便衣只好跟着我上了汽车。因为头天我与丁子霖夫妇、高捷说好，第二天9点20分在展览路集合，我担心警察一旦发现其他三人，也会阻拦他们。因此我决定先行一步，不等他们独自坐103路无轨电车去富强胡同。当我在103路车站等车时，警车来到我身边，下来两个刑警抱住我上身往他的车里塞，车内一名警察拉住我的胳膊使劲往里拉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。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用双腿夹住我，使我上半身动弹不得。这种流氓行为使我愤怒万分，我想狠狠扇他的耳光，双手又被另一名警察缚住，真是由不得我。我向窗外：呼喊着：“警察绑架了、绑架了……”马路上众多人围观着，见警察暴烈的抓捕行为，谁也不敢上来交涉。何况有三名警察凶狠狠地阻止围观的群众靠近。在这光天化日的大马路上，他们竟如此嚣张、肆无忌惮地绑架一位老太太，中国的法理到底哪里去了？

这帮警察先把我送到单位，所领导派了工会主席前来与警察们谈判，后来警察们又把我带上警车，送到家里。楼下警车、警察仍然看得很紧，家中电话被切断。我借邻居的电话给丁子霖打了一个电话。她听到后非常生气，马上对我说：“你先保护好自己，我立即向国安部门提抗议。第二天，丁子霖来电话，说昨天已向国安部提出强烈抗议，要求：立即恢复徐珏和其他难属的人身自由，立即撤销对“六四”难属的盘问、监视，立即就绑架事件向徐珏进行赔礼道歉！

当天，晚上8点，以徐杰为首的6名警察(徐为田村派出所副所长)和有关人员来我家正式赔礼道歉。

《天安门母亲网站》首发